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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先生和他的“坡翁像”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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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先生和他的“坡翁像”

(修订稿)

郭洪连|

张大千“坡翁像

张大千先生的“坡翁像”,宽41厘米,高90厘米。是一件没有着色的纯水墨人物画作品。在这件作品中,先生描绘了一棵松树、一片坡地和几丛翠竹。松下,一位老翁,手执团扇,神态安然地欣赏着自然美景。

在画的左方,先生题写了诗句“到处聚观秀岸吏  此邦宜着玉堂仙”。并书写了“戊寅五月 张爰”的年款和作者名款。还钤盖了两枚印章:一枚为“蜀客”阳文印章。另一枚为“张爰印”阴文印章。

左:局部两枚印章         右:局部二次题款

在画的左上方,作者还书写了另一段文字:“振声仁兄方家出予旧作坡翁像,嘱为题识(誌)。遂为点枯枝数茎博笑。癸卯二月,张爰”。

一件书画作品上,为什么出现了年款不同的两段题款?说起来,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5月10日,张大千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原名张正权。传说在他降生前夜,母亲梦见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在他二十一岁时改名猨,又名爰、字季爰。后因婚姻出家为僧,法号大千。百日后还俗,世人称其为“大千居士”。

张大千幼时家贫。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张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张大千自幼聪慧,作画进步很快。十岁时,就能帮助母亲在印染的模版上描绘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

当时,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教私塾,大千先生很小便跟随四哥读古籍。在课余,大千先生还常随兄长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他对自然的审美意识。

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后来,他进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

18岁那年,张大千随兄长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20岁时,他从日本回国,寓居上海。曾先后拜名书法家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根据张大千先生的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推测,先生创作“坡翁像”的“戊寅”年当为1938年。那年,他40岁。

1938年的张大千,在书画艺术界已经很有名气。

1936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他已经完成了传世名作《中郎授女图》(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创作。还在南京、北京等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还被艺术界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1937年,日寇入侵我国,占领了北平。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还在京城设立了日军北平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想利用张大千的威名为自己服务。就多次派汉奸劝说张大千,要他担任日华艺术画院院长和日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伪职。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大千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多次推诿不从,并拒绝了日寇出借所藏明清书画的要求。在言论上,也表示了对日寇侵略罪行的不满。因此,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脱离危险后,他只身化妆逃离京城,辗转上海,香港。途经桂林时,与徐悲鸿相遇相见,两位艺术巨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隐居在成都青城山上清宫。

对于这段历史,《张大千年表》中,有这样的记载:

1938年 戊寅 40岁,驻北平日本司令部多次派汉奸劝张大千出任伪职,张氏推诿不从,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入桂林途中会见徐悲鸿。隐居青城山上清宫。

这件“坡翁像”,很有可能就是大千先生在逃离京城途中或隐居青城山上清宫时所作。

那么,画中左上方的那段题款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坡翁像” 成画以后,辗转落到了一位名叫“振声”的爱画人手里。

1963年(癸卯)2月,在这件纯水墨人物画创作完成25年以后,收藏了这件画作的振声先生带着画找到张大千先生,请他辨识是否为他的真迹(鉴定是否为他所画)。

张大千先生看到25年前自己所画的这件纯水墨人物画旧作,被人珍藏,非常欣慰。他不但肯定了这件画作是自己所画,还称赞收藏这件旧作的振声为“仁兄”,是懂得书画艺术的“方家”。并欣然提笔,在原画上加画了几条枯枝,并再次题款记录了这件事情:

“振声仁兄方家出予旧作坡翁像,嘱为题识。遂为点枯枝数茎博笑。癸卯二月,张爰”。

由于时间相隔了25年,添加在画上的枯枝和题款的墨迹与原画线条比较,显得深沉而且浓黑,很容易辨识。

添加的枯枝

这位被张大千先生尊称为“仁兄”、“方家”的“坡翁像”收藏者“振声”,到底为何人,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其身份却可以通过张大千先生的行踪作出合理的推测:

1949年10月,  张大千先生首次赴台举办个人画展。11月下旬返回成都。12月6日,携夫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从新津机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以后,即再未回过中国大陆。虽然此前大千先生的许多好友曾力劝其居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但是,先生前半生中,很多时间都在漂泊中度过,对漂泊生活,情有独钟。加上一些不理解他在敦煌临摹壁画的社会人士的言行,对他伤害很大。因此,婉言谢绝了友人的好意。

《张大千年表》记载:

“1949年(已丑), 51岁。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但未公诸于世。
    应印度美术学会邀请拟赴印画展,并顺道考察阿坚塔壁画。10月,赴台举办首次个人展。11月下旬,搭军用飞机返蓉。12月6日,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蓉飞台。”

大千先生携夫人到达台湾后,发现那里其实并不适合自己长期居住,便开始了后半生长期旅居台湾、香港等地和国外的游子生活。

1963(癸卯)年2月,收藏张大千先生水墨人物画“坡翁像”的振声先生携画请先生再次题款。那一年,大千先生再作什么呢?

《张大千年表》记载:

1963年(癸卯) 65岁。“张大千画展”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展出。六屏巨幅通景《荷花》在纽约画展中被美国《读者文摘》以14万美金高价收购。

1963年,中国大陆的情况怎样呢?

刚刚经历了“反右”政治风暴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陆各阶层人士,能够平静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已是奢望,哪里还敢冒着“里同外国”、“叛国投敌”这样的风险,前往新加坡、纽约这些地方找张大千先生鉴定水墨画作品?

由此可以推测,1963年2月,能够见到张大千先生,并敢于当面向他提出要求,为“坡翁像”再次题款,并被张大千先生尊称为“仁兄”“方家”的振声先生,一定是一位有着相当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海外知名人士。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大千先生这件水墨人物画“坡翁像”,从创作完成后辗转流出海外,再辗转回流回国,一定有着非常坎坷的经历。

今天,距离张大千先生第二次为“坡翁像”题款又过去了56年。当我们有幸再次看到张大千先生的这件“坡翁像”时,张大千先生早作古。 那位被大千先生尊称为“仁兄”的“方家”振声先生,年龄一定比张大千先生年长。应该也已经做古。

81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欣赏张大千先生这件“坡翁像”,时,不仅感慨万千:

当年,张大千先生面临的是那样一种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那样危难的处境。而先生笔下描绘出的,却依然是平静的山坡,依然是平静的翠竹。连苍劲而挺拔的松树上的松枝松针,所展示出的,也依然是一种平静的情态。松下那位“坡翁”,更是面无惧色,“心静如镜”,毫无“临乱”的感觉。

你看他,和善的颜面、被微风吹拂而微微飘起的胡须、还有一条一条精心绘出的帽子和衣服的皱褶线条、手中自然下垂的团扇、和那平视前方的和善的双目,哪一处不显示着一种平静与自信。

如果画家没有自信,没有平静的心态,能够构思出这样的画面来吗?如果画家心中没有对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描绘出这样的画面来吗?

因此,“坡翁像”为我们展示的,是画家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和意志,是画家用艺术投身抗战的坚定的决心和气质。是画家对遭受着苦难的中华大好河山的爱,是对中华民族赶走日寇侵略者以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

左:局部,坡翁全图         右:局部,坡翁半身特写

郭洪连

2019年9月19日草成于元明瓷馆。

最后编辑郭洪连 最后编辑于 2019-10-03 18: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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